谁了解中国近代的“东吴大学”情况？

东吴大学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廷不敌英法俄日等国侵略，被迫签下数纸不平等条约。战事连连溃败使政府及百姓丧失了信心，社会呼吁改革及学习列强之长的声浪日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基督教会来到中国兴办教育事业。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是美国基督教重要差会之一，1846年成立，本部设于田纳西州。1879年起该会先后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 ，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

1900年决议合并三书院，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在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扩建为大学。1900年12月制定校董会章程，推林乐知（Young J. Allen）先生（万国公报创办人）为董事长、孙乐文先生（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二十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东吴大学正式诞生。

东吴大学创办初期之二十六年，历经三位美籍校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葛赉恩（John W. Cline）及文乃史（W. B. Nance）。这个时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捐款及学费。校园内的教学大楼林堂、孙堂及葛堂及教职学生宿舍等设施陆续兴建完成，校园规模日趋完整。学科发展包括文、理、医学、神学及法科（在上海昆山路），另有四所附中、二十所附小、惠寒小学、吴语学校等组成完整的东吴教育体系。各学科除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突出，更为社会培养无数专业人才。学校以「Unto a Full-grown Man」为校训强调学生人格的陶冶。

五四运动期间，东吴学生筹组学生会，一般的学生社团则以学术研究、辩论及体育活动为主。东吴大学早期在三位校长的努力下，为日后校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为顺应中国社会的潮流，东吴大学逐步进行中国化的过程。1926年首先废除宗教必修课程，礼拜仪式亦改为学生自由参加。继而改组校董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改由中国人担任。1927年杨永清先生当选首任中国籍校长，订「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核准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

此后十年各项校务发展成果丰硕令人瞩目。1930年时学校共有文、理及法三学院，十二个学系。在教学方面积极筹款推动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阵容提升教学品质、推动师生以其专业服务社会。校园内主要建筑设施均在此阶段建成或动工。1930年学生人数达755人为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冠。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此后八年东吴大学苏州上海两校区受战事影响，辗转迁徙各地。其间随战况发展演变，两校区或各自迁校或与他校联合办学，虽烽火连天但教学活动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大学师生纷纷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苏州校园，展开复校的艰巨工作。1952中共进行院系调整，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会计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在苏州的文理学院部份学系就地移交苏南师范学院，1952年12月苏南师范学院改名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制为苏州大学。

1949年秋大陆易帜，国民政府迁台。东吴大学在台校友倡议复校，1951年筹组董事会，于台北市汉口街借屋设东吴补习学校，设法政、商业、会计及英文四科。1954年教育部以东吴补习学校办学绩效卓著，核准先行成立东吴大学恢复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会计四系并附设外国语文学系，为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7年购得士林外双溪土地七甲加上士林镇公所赠与之土地共十五甲，此时石超庸校友接任院长，积极推动建校事宜。

两年内完成第一栋教学大楼（宠惠堂）及学生活动中心。1961年全校由台北市汉口街迁到外双溪现址。至此东吴师生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校园。在台复校的过程艰辛坎坷，卫理公会及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未予支持，物质条件极其窘困。但在董事会苦心奔走，海内外校友及教会热诚捐助下，东吴依然坚守严谨校风踏实办学，为东吴学子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迁入外双溪校区后的二十年，是东吴大学在台复校后的关键成长期。历经石超庸（任期1957~1968）、桂崇基（任期1968~1969）及端木恺（任期1969~1983）三任校长。石校长任内全心致力教学水准的提升，学生成绩采严格的淘汰率，为学校奠立稳定的根基。1969年教育部终于核准东吴大学恢复大学建制。

端木校长接任后则积极开创发展，任内增设十二个学系、七个研究所、三个博士班，图书馆、哲生楼、音乐馆及教师研究大楼等校舍相继建成，又在台北市贵阳街设城区部，并兴建两栋教学大楼。教学设施日趋完善，校区规模已然成型。爱校的热情凝聚了董事会、全体师生及校友，东吴人凭借着坚强的毅力走过惨澹岁月，培育英才无数，缔造了办学佳绩，也赢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东吴大学经过过去二十年的耕耘，已成为一结构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此时期的东吴大学发展为两个校区。外双溪校区位于文化风景区，安置文、外语及理三学院；城中校区位于政经文化中心，安置法、商两学院及推广部。两校区均属台北市的精华区域。东吴大学已演变成一有特色、有内涵、有制度的精致大学。历任校长致力于提升学术研究能力、拓展与国际及大陆的学术交流、推行校务运作制度化，并与社区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东吴与附近中小学形成一校群彼此支持。国内各地校友会、系友会及校友总会亦相继成立。

公元二千年东吴庆祝建校一百年，展望未来东吴大学仍将秉持「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精神，以「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的办学理念，培育「朴实热诚坚毅 专业通识宏观」的青年学子。不仅要维护学校作为人才培育的胜境，更在新世纪致力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清源。

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吴教育和中公教育哪个好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廷不敌英法俄日等国侵略，被迫签下数纸不平等条约。战事连连溃败使政府及百姓丧失了信心，社会呼吁改革及学习列强之长的声浪日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基督教会来到中国兴办教育事业。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South）是美国基督教重要公会之一，1846年成立，本部设于田纳西州。1879年起该会先后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 ，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

东吴大学是先有英文校训，后才有中文校训。英文校训“Unto a full –grown Man”出自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之所以以圣经中的话语为校训，实与学校由传教士创置有关。1929年学校校政部会议通过第60议案，接受当时首任华人校长杨永清提议，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原文出自1923年元月国父孙中山先生墨宝。 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在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扩建为大学。1900年12月制定校董会章程，推林乐知（Young J. Allen）先生（万国公报创办人）为董事长、孙乐文先生（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二十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东吴大学正式诞生。

东吴大学创办初期之二十六年，历经三位美籍校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葛赉恩（John W. Cline）及文乃史（W. B. Nance）。这个时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捐款及学费。校园内的教学大楼林堂、孙堂及葛堂及教职学生宿舍等设施陆续兴建完成，校园规模日趋完整。学科发展包括文、理、医学、神学及法科（在上海昆山路），另有四所附中、二十所附小、惠寒小学、吴语学校等组成完整的东吴教育体系。各学科除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突出，更为社会培养无数专业人才。学校以“Unto a Full-grown Man”为校训强调学生人格的陶冶。

1915年，以东吴大学为本，于上海创设“东吴大学法学院”。学院教学突出英美法内容，专以讲授“比较法”为主，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培养了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如鄂森、王宠惠、吴经熊、倪征燠、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木梁）等，被人们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 五四运动期间，东吴学生筹组学生会，一般的学生社团则以学术研究、辩论及体育活动为主。东吴大学早期在三位校长的努力下，为日后校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为顺应中国社会的潮流，东吴大学逐步进行中国化的过程。1926年首先废除宗教必修课程，礼拜仪式亦改为学生自由参加。继而改组校董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改由中国人担任。1927年杨永清先生当选首任中国籍校长，定“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核准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

此后十年各项校务发展成果丰硕令人瞩目。1930年时学校共有文、理及法三学院，十二个学系。在教学方面积极筹款推动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阵容提升教学品质、推动师生以其专业服务社会。校园内主要建筑设施均在此阶段建成或动工。1930年学生人数达755，为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冠。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此后八年，东吴大学的苏州、上海两校区受战事影响，辗转迁徙各地。其间随战况发展演变，两校区或各自迁校或与他校联合办学，虽烽火连天但教学活动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大学师生纷纷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苏州校园，展开复校的艰巨工作。

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 University）、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等。数量虽然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教会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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