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敏的大漠情怀

在吕敏63年的人生履历里，最辉煌的一页是写在罗布泊大漠上。那片亘古、苍凉的土地，曾以震撼世界的巨响成为中国宁静的地平线上最壮丽的风景。吕敏饱蘸着生命的血液在这道风景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这使他心灵的空间留下了那片土地色泽一样的情愫。尽管他已离开那里近十年，然而，那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无不成为他时常的惦念与牵挂。

作为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之子，吕敏并没有承袭父辈的语言细胞，而选择了探索自然科学之路。1952年，吕敏从浙江大学毕业，当初并没有想到会与核武器打上交道，他选择的是基础物理研究工作，专心从事宇宙线和基本粒子的实验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然而，历史给予他的是另一种机遇。1959年，受组织派遣，他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在那里，他从此接触到更多的核技术。当时，中国派往那里的有几十名科技人员，吕敏是其中之一。

中国核试验基地这时候正在加紧建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苏联当局突然撕破脸皮，从中国撤走了全部专家。刚刚起步的中国核试验事业顿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压力，往往是一种动力。中国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铸造核盾牌，第一颗“原子弹”成了亿万人民的争气弹。一批才华出众的有志青年从此走上中国核事业的历史舞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点了吕敏的“将”，让他去核试验基地搞核物理诊断研究。

罗布泊大漠，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也成了吕敏人生事业上最辉煌的开始。

在第一次核试验中，吕敏负责核链式反应动力学参数的测量。这个参数直接反映核武器的反应过程，是检验武器性能的重要参数，是武器试验中必须测到的参数。核爆炸反应激烈，整个过程发生在百万分之几秒的一瞬间。要捕捉到这微妙信息，准确描述这个过程，并在核试验无人看管的条件下，自动记录一套数据，难度可想而知。摆

在他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他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研制一套快速射线探测器，研制快速记录示波器，要建立一套模拟标定源，最后还要把它们配在一套完整的测试系统。这些工作必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国外对核试验诊断都特别重视，各国为此投入大量的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仅美国就进行了上千次试验，一次大型试验动用上千台记录示波器。但我国从这些核大国那里得不到任何资料和技术支援。试验条件又艰苦，当时吕敏所在的单位没有实验室，他们只好把室内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把大家分到兄弟单位的实验室开展技术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受住了考验，在试验中获得了满意的、可靠的波形，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提供了第一组核裂变反应动力学数据。为此，吕敏荣立个人二等功；研究组荣立集体二等功，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继核爆炸链式反应动力学参数研究获得成功后，吕敏带领他的同伴又开始突破另一难关。随着核装置结构的日益复杂，核反应过程种类增加、速度加快，理论设计部门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核爆实测物理参数以便检验已有的设计并改进装置的设计。此时，我国核试验已转入地下，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拓宽实时物理诊断领域，开创新的测

试项目，吕敏参考外国公开的技术资料，带领科技人员进行多测试项目的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研究，该研究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70年代后期，吕敏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一串有关外国开展的核技术诊断的名称。但除名称外，其它知之甚少。凭着职业敏感和对科学的不断追求，吕敏认定这一定是一项先进技术。他与研究员王奎录反复捉摸这个项目的含义，很快判明这项技术上的原理和方法。他们边摸索边搜集资料，终于研究出一套新系统，这套系统具有反应快、响应速度快等多项功能，为核武器设计单位多次提供了核反应数据。

在从事核技术研究的几十年里，吕敏获得了近30项研究成果，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3年1月，吕敏在北京连续开了几个会后回到基地，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吃不下饭，妻子一再催他到医院去检查，他总说：“等检查完试验准备工作后再去”。十来天过去了，妻子发现他眼白发黄，又劝他去医院，他推脱说“明天给青年人作完报告后马上去”。妻子没办法，只能向政委汇报，政委立即请来医生。一查，他患了急性肝炎，要立刻送到医院。基地领导得知情况后，赶到医院看他，并对院领导说：要像对待我们一样对待吕敏，他可是我们基地唯一的研究员呀!病魔从此缠上了吕敏，可他并没有屈服，仍然拖着孱弱的身躯奔波在核试验场。1986年初，他再次病倒了病情非常严重，急需送乌鲁木齐抢救。基地立即与空军取得联系，从新疆军区调来飞机，将他运送到乌鲁木齐。由于抢救及时，吕敏再次获得了生命。躺在病床上，吕敏仍然想着工作，病情刚好转，就想出院，妻子劝他不要心急。他却说：“我好了，就是要工作的，要不我怎么对得起关心我的组织和领导！”他拿起笔，在病床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梦魂西去北山下，心神又到爆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