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经常把科举和高考相提并论。实际上,科学的考试和高考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考试。现代的高考其实决定的是你进哪一所大学,是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科举不是这样,它认定了你教育的环节已经完成了,现在参加科举的人是要进入官僚队伍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举考试可以说更为接近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
我们知道唐代的科举制度其实已经相当成熟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又有方方面面的演进。我们会看到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是一个三级考试的制度。三级考试制度中第一级或者说最为基础的一级,就是乡试。乡试就是在家乡参加考试,福州人就在福州考,苏州人就在苏州考。乡试是由地方政府主持的,目标是要取解,实际上就是得到文状,文状就证明你通过了考试。你拿到解以后,就可以到首都去参加中央部门主持的考试。从唐代开始,中央部门主持的考试就是由尚书省主持的,所以叫做省试。省试通过了以后,可以去参加殿试,殿试原则上就是由皇帝主持。在乡里面能够得到第一名,即在取解这个考试里面得到第一名的人,就叫解元,省试里面得到第一名就叫省元,殿试里面得到第一名的就叫状元。
我们会看到,一批家境比较清寒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能够崭露头角。在当时能够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人,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平民阶层的,而不是官僚仕宦的家族。这些人能够进入到官员的序列里边,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它整体的结构。而官僚家族的子弟,如果他不努力,他也没有世代做官的保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被选拔出来的青年士子,特别是来自平民阶层的人,他们对天下、对国家就有一份认同,有一份责任感。所以现在我们经常会说范仲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应该说是当时的一些优秀士人共同的精神追求,而不是个别人的理念。那个时候,包括张载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先生的四句教,也体现出来他对天下的一份责任感。
在科举制度确立了以后看,当然一直也贯穿着公平和择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矛盾,它促使科举制度不断地改变。科举制度打破了过去门第背景的限制,重视世人的知识才能,鼓励竞争,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公平的原则。当然我们也会看到,科举取士,它的标准比较单一,完全靠考试的成绩来选拔人才,所以不利于全面的考察素质能力。所以,对于科举制度,我们是要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脉络里面去观察,观察这样的一个制度在历史上演进的过程,观察它在中国历史上带来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后期对于一些青年士子思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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