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是指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主要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了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以及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联系。

人口过渡理论"是哪位著名人口学家提出的呢

诺特斯坦

人口过渡理论也称人口转型理论。诺特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人口过渡理论，他认为近代欧洲的现代化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疾病得到进一步控制，因此，死亡率逐步下降，而出生率则反应较慢。另外，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对个人福利的追求也会使人们逐渐自愿接受节制生育的观念，这会使出生率下降，这就完成了人口类型的过渡。

人口四阶段理论是什么？

如何概括人口发展模式四阶段特征准确、简洁，还能让人不烦？

原创 卢达晨 中学地理教学问答

基本思路是：尽可能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个指标的简化版概括。

工业化之前，用三个字“高高低”概括，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工业化初期，用“高下上”概括，即，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且是急剧下降，自然增长率上升。

工业化中后期，用“下下下”概括，即，出生率下降且是快速下降，死亡率下降且是缓慢下降，自然增长率下降。

后工业化时期，用“低低低”概括，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敲黑板，即，高高低，高下上，下下下，低低低。

头尾两个概括招人喜欢。中间两个概括要注意有所解释，好在概括准确，这是第一位的。

让人皱眉的是，为什么四阶段名称要用“工业化”命名呢？我们讲的是人口，为什么不用“人口”命名呢？

比如，人口发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或直接说，人口发展高高低阶段、高下上阶段、下下下阶段、低低低阶段。

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没有统一说法，有的用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来划分，有的用三次或四次工业革命来划分，这与人口的发展阶段并不完全吻合。

教材中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工业化初期里面的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另一个是工业化中后期里面的20世纪前半叶。

而，通常划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两个时间节点是：

18世纪60年代、20世纪中叶（二战后）。

而，通常划分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节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4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中叶（二战后）。

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的说法。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工业化？一下子也没有统一说法。

人口的问题还没搞清楚，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工业化，闹不闹？

那么，有人不想按教材讲吗？这就是教材这个死东西对人这个活东西的绑架。

建国后我国人口增长状况的变化及原因

★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数据表明，到2005年1月6日，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总人口将达13亿。 中国13亿人口日的推迟到来，表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 中国人口的峰值会达到16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分析指出，这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人口新国情、缺乏实际根据的臆断，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恐慌”，片面夸张中国的能源需求和粮食消费。其实，在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之下，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的增长就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

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出现五大新特征

第一，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而应在14.5亿左右。这是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的最大特征。2004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是12.29‰，但受老龄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增加(6.42‰)，去年净增人口761万。如果城市化程度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在出生率进一步降低的过程中，中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盈利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

第二，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了转型。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三低”人口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十多年，基本稳定下来。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几十年不懈而艰辛的努力才实现的。正是这些努力,才有效地减轻了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压力，使“世界60亿人口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三，“人口红利”会一直维持到2020年。现在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的态势明显，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0%左右。在未来的15年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正是中国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中国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在202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加深时期，就会有更多的应对余力。

第四，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逐渐增加。现在，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正在走出最严峻的就业困境，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一直下降到2015年之后，即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受高等教育每年扩招人数的影响，每年新增加青年壮工的数量会持续减少，而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未来数年内，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会迅速增加到400万到500万左右。低端就业人口的短缺(如保姆和民工的短缺)和高端人口的失业将并存于劳动力市场。

第五，女性初婚年龄将进一步推迟，这会持续降低人口出生率。现在，全国女性初婚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了24.45岁左右。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更加看重专业教育。受教育时间越长，就业年龄就越大，结婚年龄就越迟，人口出生率就越低。

★ l 、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o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入（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①，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从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O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也有四个阶段：

（l ）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

（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

（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

（4）进入叨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粉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昧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2、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看人口转变的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一政策一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

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

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O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