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明武宗死于豹房，豹房到底是什么？

1505年，明朝的第十位皇帝登基，这时的明朝已经走过了138年的春秋。

后世将这位皇帝称之为正德帝。

这位仁兄是明朝皇帝中最能闹腾的一位，干出的荒唐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据说清朝皇子、贝勒在接受学堂教育时，如果上课走神，教书先生就会拿起戒尺，往桌子上狠狠一敲，然后吹起胡子，瞪着眼睛训斥道：难道你想和朱厚照为伍吗？

在朱厚照干的无厘头事情中，以修建豹房最为出名，也最令人诟病。

不过首先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豹房并不是朱厚照第一个修建的，有据可查的应该是从宣德帝开始兴建。

豹房，顾名思义，就是豢养、圈禁虎豹等猛兽的地方，供古代封建贵族玩乐享受。宣德时就有“豹房勇士”的称呼，放到现在就是马戏团里的驯兽师。

另外一点就是“房“通”坊“，豹房也叫做豹坊，如今的北京城里还有许多有关动物名字的地名。

可以证实豹房是真实存在，并不是虚构的产物，只不过豹房因为朱厚照的缘故而被世人所熟知。

朱厚照修建的豹房在皇城的西内太液池西南，一个临近西华门的地方。

本来就有前任帝王遗留下的”虎城“，然后这位大玩咖又在西北角修建新的豹房。

从正德二年（1507年）开始建造，经过五年，大体上是完工了，总共有200多间房屋，花费白银24万两。

说句实在话，朱厚照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花费多少钱财，和历代帝王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在朱厚照身上有一种放纵的思想，这或许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作为孝宗的孩子，厚照兄弟可谓是天选之子，他从出生就是帝国的接班人，没有人可以和他竞争。

原因很简单，作为“厚”子辈这一代，孝宗只有他一个嫡子。

免去了兄弟对权力相争的烦恼，厚照的童年生活可谓是无忧无虑。

久而久之，自由的种子由于有了岁月的照料和父母双亲的庇护，便在朱厚照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登基之后，这种生活上的放纵逐渐蔓延到儿女之情上。

朱厚照并不喜欢安排的婚姻，他和曹操是同类人，喜欢人妻。

《明武宗实录》记载：笼初上在偏头关，素女乐于太原，有刘良女者，晋府乐工杨腾妻也。

有时兴致来了，还去民间亲自收集一些美女，或者来几场寻花活动，引得民间百姓避之不及，连连叫苦。

还是《明武宗实录》记载：“时上幸密云，民间传言欲括女子，敛财物以充进奉，多惊疑避匿，哭泣相闻。”

为此民间的说书艺人，将此编排为戏剧篇目《游龙戏凤》，讲述的就是明武宗的荒唐轶事。

民间百姓家里的女子惧怕朱厚照的理由多是已有了如意郎君，已有婚约在身。

明朝时期，儒家的礼教已是深入人心，大多都信奉“好女不侍二夫，从一而终“的思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为难以启齿的原因就是朱厚照钟情于房中术。

在豹房里，朱厚照有一个重要的随从名叫于永，他本身不是中原人士，而是来自于大漠草原的色目人。

有一拿手绝活，擅长房中术，因此受到朱厚照的特别喜爱。

从民间掠夺来的女子多半要成为房事花样的表演者或是实验者，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运气好点的也会在精神上屡受折磨。

流传下来的就有恐怖的”御女车“，这里不便细说。

还有一点就是有时朱厚照掠夺的女子过多，而本人又无法一一巡幸，只好送到明朝的浣衣局充当洗衣的苦力。

常常有不少的妙龄女子在等待召唤的过程中，就会被女官殴打，甚至忍受饥饿乃至监禁的折磨。

对平常人家来说，豹房无异于地府中的十八层地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豹房从表面上看是明武宗寻欢作乐的“天上人间”，可真实的历史真的是像史书上说的那般简单吗？

明武宗除了是一个纨绔子弟以外就真的一无是处吗？

史书说他聪颖过人，对于学业心领神会，描述他“次日掩卷，诵所受书甚习。”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总是最了解的，孝宗在驾崩的前一天早晨，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诏至乾清宫，对他们嘱咐道：

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应常劝之读书，辅佐为贤主。

可见武宗虽然好于玩乐，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

本来按照祖制，明代的历任皇帝都要居住在乾清宫处理朝政，遵循着每天要上朝，每天要接见朝臣，每天要批阅奏折的程序化生活。

这样一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官僚阶级和士人权贵的监视之下。

只是朱厚照从小就习惯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朱厚照需要一个新的居所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国家的需求。

也就是说豹房承担了两个作用，即是享乐的“天上人间”；也是全新的国家权力中枢机构所在地，来摆脱官僚阶层的掣肘。

既然要挣脱士大夫的束缚，皇帝就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依靠宗亲藩王，不太可能实现，藩王大多居住在地方，不在中央，远水解不了近火，而且藩王势力壮大之际，难保不是自己下位的时候。

依靠外戚，也不行，明代的皇后大多都是来自于平民阶层，不是特别讲究出身，没有太大的势力，力量太小，帮不了自己，并且有的外戚早已经和士大夫暗结珠胎，不可靠。

想来想去，只有身边的宦官可以信赖，不用担心他们叛变，因为身体的残缺，宦官只能依附于皇权之下，不怕他们造反。

二来宦官有权力，掌握着帝国的情报机构，能够抓到士大夫的小辫子，有的宦官甚至可以在全国各地搞到大笔钱财。

于是武宗便搞起了“八虎”这一小团体，避开了士大夫，在豹房开始营造自己的政治理想。

首先便是在豹房里开展军事训练，帝国要一改往日的文强武弱的局面。

居住在豹房的军队，人数最多的是所谓的“豹房官军”。

这只军队成员并不多，只有两百多人，《万历野获编》记载道：

嘉靖十年兵部覆（豹房）勇士张昇奏：西苑豹房蓄养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奉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每人腰间悬着牌板，牌上撰文说：“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照律法论罪。”

这就很奇怪，养一只豹子根本不需要200多人，而且这豹房官军的身份构成也很匪夷所思，大多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等少数族人。

所以有的学者推测，这些以豢养豹子的官军是以此为幌子，实际上行使的是军队教官的职责。

当然上述记载的是嘉靖年间的豹子总数，有人根据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嘉靖七年提督豹房太监李宽的奏本，说：

正德年间，原喂养土豹九十余只。这样说来，在正德年间的“豹房官军“共有一万八千多人。

所以也有学者推测，这些少数民族不是军队教官，而是一只特别组建的少数民族部队。

其中的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总的来说，明武宗在豹房进行的肯定有相当规模的军事活动。

朱厚照对下属的军事将领笼络的办法是沿袭朱元璋的政策，即将这些得充的骨干成员收为义子，赐予朱姓。

在正德七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朱厚照宣布一次赐姓的义子名单就达127人之多。

这其中有在豹房从事具体工作的宦官成员，也有出身奴仆的市井无赖和外族降将。

这些义子有不少都跟随朱厚照在应州大捷中为国征战，应州大捷也成为明中叶以来对外用兵少有的胜利，所以后世把朱厚照的庙号叫做明武宗，用来表彰他的功绩。

豹房在朱厚照的运作下，成为明中叶实际上的“第二朝廷”，代表的是皇权的最高意志。

而且豹房传出的一系列决策，士大夫事先根本不知情，得不到半点消息。

比如和蒙古人（那时叫做瓦剌）、去江南平叛。

这才有了史书上对明武宗的一些荒唐的描述，说他偷偷跑出首都，去边疆打仗，要求边关守将开门等等令世人啼笑皆非的行为，搞成了奇葩皇帝的代言人。

有的时候和士大夫斗争，明武宗命令内阁成员和六部官员将一切重要的公文奏折都要飞马送往皇帝下榻的居所，由皇帝领导的“豹房内阁“处理决定。

即使这样会影响办事的效率，明武宗还依旧坚持如此，原因就是他既想摆脱外廷士大夫对他的权力实施的干涉，又要控制士大夫不得擅自行使权力。

这样他这个皇帝就可以不被架空，把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

人都是复杂性的动物，平民布衣在生活中都不得不刻意隐瞒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作为一国权力的最大享有者——皇帝更是如此，必须拥有多种面具来应对各种事情。

明武宗的确在个人生活方面值得诟病，可豹房也是他行使权力的一个工具。

不这样干，他就是一个空架子，就是士大夫的一个傀儡，对此，他心里门清，他不能容许自己的才智被这样荒废，豹房的出现也就合情合理。

只是在正德十五年，武宗在游玩镇江时，不幸落水，一病不起，后来在30岁时病逝于豹房。

黄仁宇评价朱厚照：正德帝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有着超人的胆识，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是命运的错误安排。

于书智力障碍者作对，也许是他自娱自乐的唯一办法。

参考资料：

《明武宗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腾新才

《明武宗和他的豹房公廨》 李洵

《明武宗和豹房》 故宫博物院学刊 盖杰民

朱熹，堂堂一代大儒，为什么被塑造成欺负妓女的伪君子？

在明代的市井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故事主要讲了宋代的大儒朱熹在福建崇安县做官时，因为下属唐仲友对自己不礼貌，便记恨在心，上书皇帝指责唐仲友，宋孝宗接到奏章后，认为只是秀才争闲气而置之不理。朱熹便指使下属拷问与唐仲友有染的官妓严蕊，罪名是他们通奸。在公堂上，严蕊被反复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没有招认。她的名声最终传到了皇帝耳中，皇帝为其出面，而这个烈女子严蕊最终被皇家宗室看上，与宗室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朱熹我们都知道，那是堂堂一代大儒啊，真的会心胸如此狭隘吗？

一、故事的塑造与流传

如果追溯源头，上面的故事最早当出自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书中洪迈记述道：台州的官妓陈蕊很有才华，与当地太守唐仲友关系很好。朱熹提举浙东的时候，唐仲友犯法，严蕊被牵连遭受严刑拷打，但她十分乐观，在狱中依然作《卜算子》一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当时终审此案的人也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看到此词，当即就判严蕊无罪。洪迈的记述十分简略，但说明严蕊的下狱可能是当时法律的一个正常程序，并不是朱熹授意严刑拷打的。

但到了元代成书的《齐东野语》中，这个故事就变得绘声绘色了，故事中塑造了朱熹为了构陷唐仲友而陷害严蕊的情节，同时也打造了严蕊面对拷打毫不屈服的贞烈形象，她说：“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 《齐东野语》的故事最后特意交代：“《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也就是说，该作者认为前人对此事记载太过简略，他从别人口中听到了这个故事的完整版。

但我们要注意，《齐东野语》成书于元初，距离朱熹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所以对于此事的记载可能更多地带有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的成分。

那么真相到底怎样？朱熹真的会和一个妓女过不去吗？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情景中去探寻。

二、朱熹的真实遭遇

我们当代人对朱熹的认识，可能会受到近代以来对儒学及理学批判的影响。很多人对朱熹并不感冒，甚至天然的反感，认为他是一个只会板着脸说教的腐儒。但如果我们回到朱熹的历史世界，就会发现我们这些认知实际上有很大的误区。

朱熹的确大大发展了理学，但是朱熹理学的主观目的不是为限制百姓，而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儒生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尤其在宋代的文治社会中，士人的社会责任感更是十分强烈。作为一代大儒，朱熹对此也有渴望与追求。到朱熹生活的年代，南宋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他每次见皇帝，都会向皇帝陈述他的政治观点，但宋孝宗在学术上更偏爱苏轼一脉的蜀学，对朱熹一脉的洛学不太感兴趣。由于皇帝不重视，所以朱熹经常是无功而返，屡次进谏无果之后，朱熹选择退隐，著书立说和开门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很大，他的学问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天下很多士子对他都十分仰慕。

就是因为朱熹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当朝政遇到危机时，皇帝和执政大臣都会做做样子，把朱熹请回朝廷做官。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地区发生了大灾荒，朱熹在宰相王准的推荐下，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盐监工事。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在崇安县（今武夷山）任上建立社仓，解决了百姓的粮食问题，政绩斐然。随后皇帝便下诏由朱熹负责浙东地区的赈灾事宜。朱熹前往台州之后，当地灾民便向朱熹举报当地很多官员不顾百姓死活，依然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朱熹在台州任上弹劾了很多官员，但是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主要是因为朱熹为了弹劾唐仲友，连续向皇帝上了六道状子。于是人们就开始猜测朱熹弹劾唐仲友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当时一个叫叶绍翁的曾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朱熹把状子递给皇帝后，皇帝问宰相王准应该如何处理此事，王准与唐仲友恰好是姻亲，他就根据皇上的喜好说道：“朱：程学，唐：苏学。”所以对程学不感兴趣的皇帝就站在了唐仲友这一边，并没有理会朱熹的弹劾。而朱熹因为弹劾未果，自知唐仲友不除，赈灾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便再次辞官回家。

三、朱熹与唐仲友案

关于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恩怨，后人有很多说法。虽然朱熹的奏章现今都留存了下来，其中也详细列举了唐仲友贪污的罪状，但这是孤证，对朱熹没有好感的人自然不信朱熹的一面之词。但至少我们可以确认一点，朱熹不是油腻的沽名钓誉之徒，以他的学问和声望，只要讨好皇帝和当权者，他一定可以久居高位。但朱熹的一生，都在不断劝谏皇帝，劝其做一个明君，以解决当下的社会弊端，当现实碰壁时，他都会果断辞官，甘心当一介布衣。而且根据史籍记载，朱熹在为官任上，的确颇有政绩，尤其对百姓的关注十分到位。所以综合来看，朱熹应该是站在正义一方的那个。

至于严蕊案的案情，其实根本不符合历史现实。朱熹虽然在奏章中提到了严蕊，但是按照宋代的制度，审理犯人的是各州府的司理院，由当时的司理参军负责案情，然后上交知州处理。史书记载当时处理此案的人是王希吕，《宋史》记载此人十分正直，并且不喜欢朱熹学说，所以他被朱熹指使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在宋代，为了避免冤狱，国家对于私刑的使用是很严格的，朱熹唐仲友一案当时是惊动一时朝野关注的公案，朱熹权势再大，也不至于在此案中犯下指使下属酷刑审讯的低级错误，况且当事人还是当朝宰相的姻亲，朱熹如果违法当即就会被检举。所以说，朱熹拷打严蕊一事可以休矣。

文史君说

我们当代人对朱熹的了解是相对少的，而且人们更喜欢通俗易懂，故事丰富的小说和野史，所以很多人误将小说中的形象当成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如《二刻拍案惊奇》的故事中，朱熹为了泄一己之私愤，不分青红皂白，对一个弱女子严蕊大搞刑讯逼供，罗织罪名。而严蕊不畏强权，宁死不屈。一个是当世大儒，一个是卑微官妓，人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晚明社会，市井文化十分发达，思想高度自由，很多人对官方学说，也就是经过几百年发展已经十分程式化甚至迂腐的程朱理学十分反感，对虚伪的“道学先生”感到面目可憎。《二刻拍案惊奇》的这个故事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是十分正常的。但故事就是故事，与历史真相相差甚远。#朱熹#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施译涵：《真实或虚构：宋人笔记中的朱熹、严蕊案考》，《人文社会学报》2015年7月。

谢谦：《朱熹与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新书丨力之著《昭明文选论考》目录（范子烨序）

《昭明文选论考》

著者：力之

书号：978-7-5598-3462-1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定价：78.00元

装帧：平装 32开

页数：512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最近20年间有关“选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别为三编。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主要论《文选》成书研究之方法，如“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主要探《文选》的编者及其编撰之相关问题，如《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萧统批评《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五臣注”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之分类；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主要辨析《文选》中之某些作品的若干具体问题，如《赠白马王彪》之题是否编纂《文选》时改、《高唐》《神女》二赋之序的性质。本书着力解决的是“选学”中之难题，而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对相关文献解读之不同，故在一系列问题上，本书的观点与学术界普遍之看法每多殊异。

作者简介

力之（刘汉忠字，以字行），男，一九五六年十月生于广东合浦（今广西北海），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世纪末以还主要研究“选学”，先后在《江汉论坛》《文学评论》《河南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古典文献研究》《中国诗学》《中山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学术交流》《北方丛刊》《兰州大学学报》《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过70余篇以《文选》为题的论文。另外先后在《江汉论坛》《学术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中州学刊》等刊物发表过其他相关论文，在《文献》《社会科学战线》《郑州大学学报》《中国文化》等刊物发表过其他相关论文。著有《〈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一书。

目 录

序

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3

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 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之二28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

——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49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三 70

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

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 99

关于《古今诗苑英华》的编者问题

——兼说无以动摇《文选》为昭明太子所独撰说 114

《文选》研究四题 124

何思澄任秣陵令及致太子手令于何胤之时间辨

——《文选》编者与编纂时间诸问题杂考之一 138

论《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 154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173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

——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192

萧统责《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之因探

——兼论两者之异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时间 213

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

——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 233

“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说辨证

——读林大志先生《〈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246

《文选》所录部分诗文直接来源于史书说 266

关于《文选》篇题和卷目的差异与其文献价值问题 293

关于“五臣注”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之分类问题

——无“符命”“史述赞”与“百一”“游仙”乃后来之失辨 314

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

《赠白马王彪》之题非萧统编纂《文选》时所改 339

关于曹彪黄初四年是否曾封白马王的问题

——兼论《文选》所录之《赠白马王彪》乃原题 346

论“于圈城作”非诗题而此“集”为再编本

——《文选·赠白马王彪》改自“于圈城作”异议 369

《文选》刘孝标徐悱作品之作时辨

——《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异议及其他 392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之序为史辞辨 409

关于《文选·高唐赋序》与相关文献之同异问题

——《高唐》《神女》二赋序研究之一 429

《文选·赋》题注与作者注引文辨证四题

——李善注与“五臣注”引文研究之一 448

班固“北地人”辩证

——以《文选》李善注所引范晔《后汉书》为核心 469

附录

《文选文研究》序 489

《汤炳正书信集》序 496

《听罢溪声数落梅》序 503

后记

序

力之先生书成，求序于我，而平生实未尝为他人之书作序。过去顾炎武曾经说过：“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书不当两序》）力之先生此书多有发明，自当有美序一篇，如同潘耒之序《日知录》，可惜我对“选学”素无研究，所以只能勉力而为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了它。原初的求知欲是对人生而俱来的挑战，但仅仅依凭这种求知欲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风险。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真正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有史以来研究工作就不属于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个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做一种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科学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的危机，是人们不能以无限的求知欲面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危机。”（《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1页）力之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出自“追求真理”的“内在需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文章主要是兴趣，为了探明真相”。力之是一位有着坚定文化信仰并且把读书治学当作主要生活方式的人。唯其如此，他才能摆脱世俗的桎梏，而在学术的王国里纵横驰骋，勤勤恳恳，其乐陶陶；唯其如此，本书才能呈现出一种学术的力量，而流照艺林，光景常新。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刨根问底、严谨细密、新见迭出的学术佳构。它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未来。相信热爱学术的人们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拥有力之这样的学者，更是我们时代的奢侈。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历史自有定评。

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书亦非一世之书。

范子烨

2020年10月20日写于五柳斋

后 记

本书收录的25篇文章，1999年—2019年间曾先后在《文学评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学术交流》《兰州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华夏文化论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诗学》《古典文献研究》《文学遗产》《铜仁学院学报》等刊上发表过，非常感谢上述刊物之扶持。今费一个多月将各文逐一再加打磨：部分文章的文字略动过“小手术”，恢复发表时被改而未经本人过目处之“面目”与限于篇幅不得不删去之文字；同时，改正两处笔误。然观点一仍其旧；为学之态度亦一如其初：“实事求是”，一切以学术为落脚点。或曰：“不管世风如何变，为文都绝不能暗袭他人之说与默杀他人之长而自说自话（这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太常见了），要有问题意识，无新的见解或新材料，就不著书，亦不撰文。”（〔附录〕《汤炳正书信集序》）

于此，深切怀念生前曾给予我亲切教诲的汤炳正先生与敏泽先生，我在心中虔诚地默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于此，衷心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张志烈、吴朝义两先生——二师诲弟子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为学。“踏踏实实”四字，我未尝一日敢忘之。追忆问学张师、吴师，问学经本植师、李崇智师等，犹如沐乎春风之中也。

于此，衷心感谢给我予教诲、鼓励、扶持、帮助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教授、北京大学的费振刚教授、郑州大学的俞绍初教授、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复旦大学的杨明教授、长春师范大学的陈延嘉教授、苏州大学的范志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曹旭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毛庆教授等；衷心感谢张明非老师与胡大雷先生长期以来之扶持与鼓励，衷心感谢乃龙兄常常与我分享其智慧之光。

于此，衷心感谢在我一再恳请下赐以大序的范子烨先生——由于种种原因，能给写序的时间甚短。“序”原作“跋”，“所以只能勉力而为了”原作“所以只能作跋，以附骥尾了”。子烨先生后来所以作此改动，乃因我一定要将其大文冠于书首故也。

出书，遇到责任编辑和永发君，甚幸——极认真负责之态度与专业之高水准。

又，拙著之出版，得到“广西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与“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之经费资助，特表谢忱！

力之

2020年10月23日

感谢责任编辑和永发老师提供新书信息！